山东是文化大省，历史上高僧辈出，高僧文化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以东晋法显大师、唐朝义净大师、明朝憨山大师、清朝木陈大师为例，分析他们对于佛法的探索、修行实践以及卓越功绩，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其对山东佛教中国化的当代启示意义。
一、齐鲁高僧文化中的重要人物
（一）法显和尚：山东登陆，海外求法第一人
东晋高僧法显（约337-423）被誉为我国海外求法第一人，幼年以“离俗入道”[1]之志出家，受戒后“志行明洁，威仪整肃”[2]，常感叹东土经文、律藏的缺失，发心海外寻求。弘始二年（400-）与慧景、道整等五位僧人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前行，开始了十五年艰苦卓绝的求法之行。出发六年后及至古印度，得到《摩诃僧祇律》《萨婆多律》《方等般泥洹经》等佛典梵本，再至狮子国（斯里兰卡）得到《长阿含》《杂阿含》《杂藏经》等经，游历十二年后航行至印度洋，随商队船舶东还。三年后于山东（今山东青岛胶州）上岸，太守李嶷亲自“迎接经像，归至郡治”[3]，并在此住“一冬一夏”[4]后至南京建康，翻译经文。十五年间，法显大师游历三十二个国家，根据其经历所作《佛国记》记载了求法沿途诸国的佛教情况、典籍、建筑、僧人仪轨等，同时还记录有当地气候、地理、人文、风土人情等丰富内容，是一部以佛教文化为主题的百科全书，直接影响后世西行求法者，促进了我国与印度、东南亚诸国的文化交流。
（二）义净大师：为法忘躯，释门象胥[5]
唐代高僧义净（635-713），生于齐州，即现在的山东济南，有“释门象胥”[6]之誉。幼年出家，博学多闻，十五岁“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7]而发心学习梵语，传承法显大师、玄奘大师精神，为法忘躯，遍游西域。唐咸亨二年（671），三十七岁的义净从广州出发，循海路赴印度取经，期间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长时间停留。上元二年（675）到达古印度著名佛教寺院那烂陀寺，并在此留学十余年。期间，他考察了印度佛教的各项仪轨制度以及僧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汉传丛林浴佛、盂兰盆供等重要佛教仪轨都源自大师对印度佛教的考察。695年，义净大师回国，带回“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8]。义净大师的西行历时二十五年，游历三十多个国家，极大地促进了中外佛教的交流。
（三）憨山大师：会通三教，驻锡崂山
憨山德清禅师（1546-1623），明代四大高僧之一，著作等身、会通三教，一生行道之迹不可胜数。万历十一年（1583），大师三十八岁，由于其高绝的佛教造诣，大师在五台山讲《华严玄谈》，追随听法者每日不下万人，常住僧人有千余众。但是他以为“台山虚声，谓大名之下难以久居，遂蹈东海之上，始易号憨山”[9]，而这最初与其读到《华严疏菩萨住处品》所载内容有关：“东海有处，名那罗延窟。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即东海之牢（崂）山也。”[10]于是，憨山大师对青州登莱之境心生向往，最终由五台来到山东青岛崂山。大师与友人往来诗文中亦有“有闲来居海上，名误落山东”[11]之句。当时山东崂山之民尚不知道何为佛教，憨山大师驻锡崂山传教十二年，在此期间著有《楞严悬镜》《三教源头异同论》，讲说《法华经》《楞严经》《起信论》等，四众弟子皆云集追随，佛法兴盛一时。后得太后赐金，获御赐《大藏经》，并蒙敕创建海印寺。太后施造旃檀佛像，建大殿，一时之间崂山“佛宇僧寮之盛，几胜于五台、普陀”[12] ，成为“洋洋佛国”，声动海内。
（四）木陈和尚：敕封国师，住持青州法庆寺
明末清初高僧道忞（1596-1674），字木陈，广东潮阳人，得戒于憨山大师，得法于天童寺圆悟禅师。圆悟大师圆寂后，木陈升座天童寺方丈，先后住持台州广润寺、能仁寺，后受邀住持青州法庆寺。顺治己亥年间，皇帝“敬佛征僧，遣官斋敕”[13]，召大师入京咨询法要、旁论诗文，赐号“弘觉禅师”，赐紫衣袈裟，敕赐“法庆禅寺”之名，皇帝亲书匾额。法庆禅寺成为清代山东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寺院，也是当时山东四大禅院之一。木陈道忞从青州返回浙江后，再次出任天童寺方丈，传临济宗天童脉系，日本禅宗初祖的兰溪道隆、黄檗宗开山祖师隐元隆琦，皆为临济宗法子，直接影响了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禅宗的发展。
二、齐鲁高僧的佛法探索与实践
法显大师弘法的贡献主要是海外求法和完善中土律本。东晋时期，由于东土戒律不全，且戒律内容存在互相抵牾，僧团的行持没有完整的依凭。大师清楚地认识到，要完善汉传佛教僧伽作持、提升僧团素质、保持僧团的纯粹性、保护佛教的健康发展，必须要有完整的戒律，于是发心：“众僧戒律残缺，本心欲求戒律流通汉地。”[14]大师西行带回的《摩诃僧祇律》《摩诃僧祇比丘尼戒本》成为当时的流通本，为僧团制度建设、僧人作持提供了根本依据，作出了极大贡献。另一方面，大师遍历中亚、南亚诸国，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也作出巨大贡献，为中外文化交流开辟了道路，他的伟大功绩也一直鼓舞着中外僧侣。大师回国几年后，狮子国（斯里兰卡）便派四位僧人、两名居士访问中国，不久又派出使团来访，分别于公元430年、435年到达宋都。公元433年，以铁萨罗为首的众比丘尼由斯里兰卡来到建康，规范中土比丘尼受戒的流程，自此中国比丘尼受戒得以如法如律开展。公元435年，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罗也是沿法显大师之路来到中国。可以说，法显大师开启了中外佛教交流之先河，为后世佛教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指明了方向。
义净大师一生译经成果丰硕，另外大师对于完善中土戒律、促进文明互鉴之功，与法显大师亦有相同之处。义净大师参与翻译的经文有《华严经》《金光明最胜王》《能断金刚般若》等，律学则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尼陀那目得迦》等，论典有《掌中论》《取因假设论》《六门教授》等，丰富了唐朝佛学典籍，为后人研究佛教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中《金光明最胜王经》提出了“持诵本经对于众生现世种种利益乃至护国利民皆有不可思议的功德”等思想。这与儒家修齐治平的理念不谋而合，极大地推动了经律论在汉地的传播。同时大师也是一位从严治教的典范。大师西行途中，深感戒律传入中国后诸派杂糅、见解各异，故感叹道：“昔在神州，自言明律。宁知到此，反作迷人。向若不移步西方，何能鉴斯正则？”[15]所以，他决心回国弘扬一切有部律，以印度僧团之长处，匡正中国佛教时弊，进而重振中土佛教的律风，达到“齐鹫峰于少室，并王舍于神州”[16]之目的，以促进中国佛教更好的发展。尽管有部律最终并没有得到大范围弘扬，但是义净大师从严治教的愿行，规范和统一僧人律制、寺院规约，以使中土佛教重振律风的行为是值得后人称赞的。
憨山大师在崂山地区弘教的特点主要是以佛教的心识观会通儒、释、道三教，著《三教源流异同论》《大学纲目》《道德经》等。在讨论儒、释、道三教根源时，大师提出：
若以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而观。不独三教本来一理，无有一事一法，不从此心之所建立……资生之业，无有一法，不悟而得其妙者。妙则非言可及也……至若悟妙法者，治世语言，资生业等，皆顺正法。而华严五地圣人，善能通达世间之学，医方辞赋靡不该练。然后可以涉俗利生，故等觉大士，现十界形，应以何身何法得度，即现何身何法而度脱之。由是观之，佛法岂绝无世谛，而世谛岂尽非佛法哉。由人不悟大道之妙，而自画于内外之差耳。[17]
《法华经》是佛教究竟极谈。若依法华，世间资生产业、世界一切治世语言皆是实相真境。《华严经》中五地菩萨对世间的技艺无不通达，等觉菩萨更是可以现十界身。所以，儒、释、道三教并非对立的关系，佛法亦不排斥儒道，是由于不具备圆满的认知才将三教割裂。三教的根本皆是完善个人道德修养，由浅及深、由近至远。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
万历二十一年（1593），憨山大师四十八岁。山东崂山一带发生大规模的饥荒，饿死者不计其数。大师将寺院所储备粮食尽数赈灾，分给近山之民。又遣人乘舟至辽东买粮分发给灾民，“四社之民，无一饿死者”[18]。在大师这种三教圆融、慈悲济世的教化下，青岛崂山地区佛法日益兴隆，大众皆信奉佛教，后大师罹难离开崂山时自叹道：
自今东海蔑戾车地，素不闻三宝名。今予教化十二年，三岁赤子，皆知念佛。至若舍邪归正者，比乡比户也。予愿足矣，死复何憾。[19]
法庆寺方丈木陈和尚，非但是禅宗巨匠，且能诗能文，民间谓之“诗僧”。其书法则有“书中王右军”之美称，于诗词一道更是驾轻就熟，将佛法义理与诗文融合，将佛法做出符合当时社会背景的诠释，一时名动天下。与帝王、太傅、文渊阁学士多有诗文相酬，如《北游集》中记载顺治皇帝问大师如何是儒家所讲孔颜乐处？大师对云：
孔颜乐处意何长，自得吾真万虑忘；一个闲身天地内，半瓢风月枕肱旁。阶前秋草横千古，眉底青眸贯百王；春雨乍滋霜又落，笑看人世电飞光。[20]
孔颜乐处本是儒门心学本质，描述安贫乐道的境界。大师以自身悟后境界作答，心无挂碍故称闲，心不覆物自可笑看人间事，洞见世界真如实相，又不违背世间规律，故称法王，大师所答正是己身的“孔颜乐处”。在他的影响下，法庆寺后继方丈皆对儒学、诗文有很深造诣，如天岸本升大师、灵辔元中大师、元玉祖珍大师皆有著作流传于世，其中元玉祖珍更是被称为“儒僧”。当时本地知名文人学士，绝大多数都与法庆寺僧相善、交游，可谓一时文化胜景。其诗文唱和及撰写碑铭等资料，至今多有留存。
总述以上四位高僧，他们对佛法的探索及实践可以归结为两类：一是向外探索的尝试，如法显大师、义净大师海外求法、翻译经典、完善戒律、对外交流，属于此类；二是对内弘扬方式的变通，憨山大师、木陈大师三教合会、援儒入佛，属于此类。两种方式都起到了完善、促进佛教发展的巨大作用，使其更加圆满地契合时代的需要。
三、从齐鲁高僧行谊看佛教中国化的特点
佛教从传入中国后便一直经历着中国化的过程，作为外来宗教如何被中国社会所理解、需要，与本土文化形成默契互融的关系，是值得讨论的。从齐鲁高僧们对佛法的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佛教中国化体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是思想认知层面的中国化。法显大师、义净大师的译经工作，憨山大师用佛教义理会通儒道，木陈大师将佛理与诗文融合，便属于思想认知层面的中国化，契合时代、顺应时代、服务时代。
其次是佛教制度层面的中国化。将思想认知付诸现实便是制度。法显大师西行的主要目的便是完善戒律的不全，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僧伽制度。其所译《摩诃僧祇律》《摩诃僧祇比丘尼戒本》成为当时所依的流通本。正是大师对戒律做出了符合当时国情的诠释，才完成制度层面的中国化。义净大师弘扬一切有部律也是希望通过印度僧团制度弥补中土戒律的不足，后世《百丈清规》《云居仪轨》等无不是延续这个传统。
再次是佛教信仰实践层面的中国化。憨山大师在崂山赈济灾民，广行僧人本位的慈悲，让普通民众都能感受到佛教的济世精神，便属于这个维度。另外，这个维度还包涵一个重要的点——传承问题。法显大师西行求法、翻译经典的传教实践影响了义净大师及后人，木陈大师得戒于憨山大师，其门下高足皆通儒通教。由之可见，佛教信仰的实践、佛教的中国化需要一代代佛教人才传承和担当，如此才能走深走实、经久不衰。
最后是国际文明的互鉴交流。佛教文化的交流，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有助于促进国家之间的民间友谊。法显大师、义净大师西行求法促进了国家之间由民间至使团的交流、以及天童临济法脉的海外传播。
以古鉴今，当下和未来佛教的发展，以及中国化的进程，可以从四位高僧的思想行谊中获得启发，吸取养分。
四、齐鲁高僧思想行谊对山东佛教中国化的现代启示意义
山东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一定离不开本地高僧文化的滋养。以祖师大德为榜样，山东佛教如何在新时代自觉担负起文化使命，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留下鲜明的山东印记，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担负起重要责任，契合时代、顺应时代、服务时代，是需要我们重点探讨和努力的课题。
（一）思想认知层面
秉承祖训，爱国爱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山东佛教。深入挖掘佛教中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秉承祖师言教，以爱国爱教为根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努力。开展爱国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完善佛学院思想政治课程、引导佛学院学生及全省四众弟子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把佛教的发展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不断提高爱国、爱教的思想觉悟，积极配合省委统战部、省民宗委全面开展国旗国歌、宪法和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场所等“四进”活动，进一步增强山东佛教界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润教，全方位打造儒佛文化高地。深刻认识“文化润教”的重要意义，立足齐鲁儒家文化发源地的优势，不断完善以“齐鲁觉音”为主的文化品牌体系，积极发挥各市佛教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深入挖掘山东各寺院历史文化内涵，逐步形成“一市一品牌”的文化品牌建设，总结梳理各寺院历史沉淀和发展经验，通过开展传统文化研修班、研讨会、论坛等多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努力探索佛教理论创新与融合，深入挖掘当代价值，持续推动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更具活力和吸引力。进一步做好山东佛教造像、摩崖石刻、梵呗等文化遗迹、遗存的保护工作，立足儒佛文化优势，多种文化艺术形式并行，打造具有山东辨识度的佛教品牌文化。
不断丰富人间佛教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诠释。围绕“齐鲁觉音”讲经品牌，深入开展全省范围内讲经活动，通过各地市佛协引导教职人员将精力用到持戒修行、讲经说法上来，培养研究经典、宣讲经典的风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同心同行服务新时代。同时开展全省各地市讲经比赛，选拔优秀代表全省巡讲，充分发挥佛教启迪智慧、涵养道德、净化身心的功能，为社会持续提供佛教正能量。
（二）教风及制度建设层面
全面从严治教，维护山东佛教良好形象。引领全省佛教界增强忧患意识，发扬自省精神，全省地市佛教团体遵循一年一述职、一年一测评、一年一审计的规章制度。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建立权威的教务教风监管机制。对违犯戒律、悖逆道德的行为绝不姑息。同时立足山东省教务教风培训基地，对全省教职人员开展法律法规、崇俭戒奢、戒律及佛教艺术等方面的轮训，多种形式并行，不断提升省内教职人员综合素质，引领教职人员及四众弟子保持佛教严肃庄重、神圣清净的本质。
坚持寺院丛林规约，自觉抵制“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商业化行为。以山东省教务教风基地为中心，引领全省寺院及僧众坚持学习戒律、半月布萨、安居自恣等律仪制度；坚持丛林二课、过堂、出坡等生活制度；坚持冬参夏讲、共修别行等修学制度。以律学为基础，以丛林制度为纲要，保持僧人少欲知足、淡泊名利的衲子本色。明确寺院弘扬正法的社会职能，维护寺院的清净庄严，更好地发挥寺院的积极作用。
（三）信仰实践层面
传承佛教慈悲济世精神，拓宽服务社会新路径。在各级宗教部门的指导下佛教界应继续发扬慈悲济世精神，积极参与扶贫济困、残障帮扶、养老帮幼等公益慈善事业。重视建立慈善公益平台建设，在有关部门指导下建立慈善公益组织，完善内部机制，提升山东佛教公益慈善工作的规范化、专业化水平，践行佛教慈悲济世的菩萨精神。
在全省范围内推动生态化、规范化场所建设。根据《山东省宗教事务条例》《山东省宗教场所管理办法》的要求提升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在继承佛教优良传统的同时推动寺院现代化管理的转型，持续倡导文明敬香、科学放生、合理布局，注重寺院生态环境建设，在全省范围内努力打造规范化寺院、生态化寺院。
大力推进佛教人才队伍的建设培养。充分发挥寺院及佛教院校在佛教人才培养中的主阵地作用，积极与海内外高校合作，培养高素质综合型僧才。依托佛学院举办佛教教职人员培训活动，形成佛教中国化“人才梯队”，为山东佛教中国化提供坚实的后备力量。积极探索教育方式的创新，在传统丛林教育模式下，邀请国内外高校专家学者为教职人员授课，拓宽教职人员视野，吸收国民教育的长处，立足山东儒家文化特点培养传统文化与佛教教义双通、又能掌握契理契机表达方式的佛教人才。
（四）文明互鉴层面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山东佛教走出去。要进一步发挥佛教文化独特优势和积极作用，加
强与“两岸四地”的交流合作，加强与海外佛教界的联谊，促进沟通与交流。佛教的交流，可以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也可以促进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文化包容，有助于促进民间友谊，有助于地缘政治的改善。
五、结 语
高僧文化为山东留下了丰厚的文化积淀和精神宝藏。在推动佛教中国化的大前提下，以祖师大德为原点，即可挖掘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追随大师的足迹不难发现，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就是一部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史。前有祖师大德引领，后继者接踵践行，佛教中国化即能做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诠释。契合时代、顺应时代、服务时代，为和谐社会建设贡献佛教的智慧和力量，共同谱写“中国梦”的华美诗篇。
佛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文化，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一直起到了服务社会的积极作用，更是宗教中国化的引领者。佛教的自利利他与中国当代的公益服务精神，其共同的核
心就是利他。作为佛教界人士，有引导大众的责任和义务。佛教应该与其他宗教群体的精英共同担负起“利他”的社会责任，在促进地域和世界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山东省佛教协会会长、山东湛山佛学院院长、青州广福寺方丈）
注释：
[1][2][3][4][14]〔东晋〕释法显著：《高僧法显传》卷一。
[5]象胥：古代对官府中负责翻译工作官员的称谓。
[6][7][8][15][16]〔宋〕释赞宁著：《宋高僧传》卷一。
[9][10][11][12][18][19]〔明〕释憨山著：《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五十三。
[13]〔清〕释德介撰：《天童寺志》卷二。
[17]〔明〕释憨山著：《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四十五。
[20]〔清〕释真朴编：《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五。
来源：《法音》
编辑：仁 观
审核：王 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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